Page 11 - 2019 White Paper 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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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South China
安全质量高标准；采购活动产生的效益；工业现代化和 因此，我们敦促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司法
发展；建立供应商和分销网络；技术开发；现代商业实 平台，让外资企业能够提请申诉，并请中央政府能够效
践和管理；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以及其他 仿知识产权法院的做法为其指定监督机构。若中央政府
方面。 不采取具体措施，终有一日，问题将剧烈爆发，其紧张
局势不会逊于美中贸易战。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准
2018年9月，中国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颇有意思， 备，避免下一次紧张局势的形成以及中国与他国之间可
也表明美中两国的经济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 能爆发的新一轮争端。中国中央政府必须将国有独资企
和丰厚利润。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五大出口市场之一， 业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与基层司法系统划清界限。基层
平均每位美国农民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价值超过1万美 司法系统必须不受外界影响，才能客观公正地做到依法
元。美国乘用车在华销售量为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 执法。
销售总量的12.3%。仅通用汽车在中国就设有10家合资
企业，其在华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美国跨国公司通 哈利·赛亚丁博士
过将两国的竞争性生产要素相结合，以增强自身的国际 华南美国商会 会长
竞争力——iPhone便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其产品设计在 2017年奥斯陆商业促和平奖 获奖者
美完成，由中国负责制造和组装，后销往世界各地。通 由诺贝尔和平奖及经济奖评审委员会授予
过在华制造，美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自由度将更多资金 暨南大学 访问学者
和资源投入到创新和管理中，聚焦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并通过高科技升级产业、提升产业附加值。 阿来龙能源 总裁
作为拥有2300多名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会长，我
明白外企在华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与中央政府无关。大
部分问题的产生，均为基层政府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外资
企业依法获得公平听审和公平待遇的渠道或场所少之又
少的直接结果。当外资企业与其合资伙伴出现法律纠纷
时，企业与政府间的界限往往不仅变得模糊，而且基层
司法体系也无补于事，不禁让人体会到老话常言的“民
不与官斗”。
目前，若外资企业希望脱离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影响
寻求仲裁，几乎所求无门。这些基层市政府一方面与国内
合资伙伴方存在财政关系，一方面手持“免死金牌”，充
当着该类企业的决策层、法官、审判员及执行者等角色，
往往让外资企业的申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当前程序
下，外资企业向上一级政府提请的任何诉求，必均由上一
级政府分配至下一级政府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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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质量高标准；采购活动产生的效益；工业现代化和 因此，我们敦促中国中央政府建立一个新的司法
发展；建立供应商和分销网络；技术开发；现代商业实 平台，让外资企业能够提请申诉，并请中央政府能够效
践和管理；可持续性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倡议以及其他 仿知识产权法院的做法为其指定监督机构。若中央政府
方面。 不采取具体措施，终有一日，问题将剧烈爆发，其紧张
局势不会逊于美中贸易战。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做好准
2018年9月，中国发布的一些统计数据颇有意思， 备，避免下一次紧张局势的形成以及中国与他国之间可
也表明美中两国的经济合作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 能爆发的新一轮争端。中国中央政府必须将国有独资企
和丰厚利润。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五大出口市场之一， 业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与基层司法系统划清界限。基层
平均每位美国农民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价值超过1万美 司法系统必须不受外界影响，才能客观公正地做到依法
元。美国乘用车在华销售量为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 执法。
销售总量的12.3%。仅通用汽车在中国就设有10家合资
企业，其在华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美国跨国公司通 哈利·赛亚丁博士
过将两国的竞争性生产要素相结合，以增强自身的国际 华南美国商会 会长
竞争力——iPhone便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其产品设计在 2017年奥斯陆商业促和平奖 获奖者
美完成，由中国负责制造和组装，后销往世界各地。通 由诺贝尔和平奖及经济奖评审委员会授予
过在华制造，美资企业能够以更高的自由度将更多资金 暨南大学 访问学者
和资源投入到创新和管理中，聚焦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
务业，并通过高科技升级产业、提升产业附加值。 阿来龙能源 总裁
作为拥有2300多名会员的华南美国商会会长，我
明白外企在华面临的绝大多数问题与中央政府无关。大
部分问题的产生，均为基层政府的不公平对待以及外资
企业依法获得公平听审和公平待遇的渠道或场所少之又
少的直接结果。当外资企业与其合资伙伴出现法律纠纷
时，企业与政府间的界限往往不仅变得模糊，而且基层
司法体系也无补于事，不禁让人体会到老话常言的“民
不与官斗”。
目前，若外资企业希望脱离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影响
寻求仲裁，几乎所求无门。这些基层市政府一方面与国内
合资伙伴方存在财政关系，一方面手持“免死金牌”，充
当着该类企业的决策层、法官、审判员及执行者等角色，
往往让外资企业的申诉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在当前程序
下，外资企业向上一级政府提请的任何诉求，必均由上一
级政府分配至下一级政府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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